严嵩书法及其多方面的历史评价

严嵩(1480— 1566),字惟中,号介溪,又号勉庵,江西分宜人。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自嘉靖二十一年(1542)以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办事,至四十一年(1562)被御史邹应龙罢官,担任辅臣长达二十年。严嵩工书法,擅青词,长期柔媚事君、窃权罔利。《明史》称:“至世宗中叶,夏言、严嵩迭用事,遂赫然为真宰相,历制六卿矣。”本文试图以其书法风格为切入点,梳理其奸臣形象的历史形成过程及其背后影响因素,通过分析其生涯中行事做法为理解的多面性和艺术评价的复杂性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本文无意于为严嵩“翻案”,也无意于就严嵩的历史评价继续之前的忠奸之辨。

尽管严嵩并没有在书法史叙事中占据一席之地,却不折不扣是一个多产的书法家。从现存作品来看,其在书法上颇有造诣。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他似乎无意于立即仕进,明武宗在位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故乡钤山隐居读书,闲暇之际,他以诗文自娱,也时有临池清兴。故而,在留下《钤山堂集》文学名篇集的同时,也有大量书法作品问世。《钤山堂集》中收录了严嵩的多幅题画诗、题壁诗等,仅据笔者粗略统计就有《吕梁题陈工部观物亭》《奏题阁老费公至乐楼》《题潇湘楼》《题双松卷》《题风洞》《题虞山庙》《题龙封君颐卷》《题宫宝孙公宜晚亭》《题署摄事讫敬识一诗》《题顾中丞山居》《题石滩卷》《题衡山马水部张户曹宋兵宪邀集》《题太守周公劝农图》等十几首,这些诗或题写在友人的亭院中,或题写在一些古迹名胜中,或题写在友人的书卷、文集上,书法成为严嵩社会交往的一种重要媒介,这说明严嵩在书法上已经具备了相当技艺且相当自信。与此同时,严嵩还应邀在名家绘画作品中留下墨迹,如其诗集中就有《吴伟画》《山水画》《题李学士画》《李学士薇园秋霁图题赠》等作品,既可以看出他熟悉绘画的技法和鉴赏技巧,也说明他在书法上的成就已经得到当时书画界的认可。《钤山堂集》还收录了诸多送别诗、赠别诗、谒庙诗,这些诗歌被创作出来后,往往也是需要书写出来送给离别的友人或守庙人的,这对严嵩书法作品的创作和流传及地位的提升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严嵩的书法作品因其首辅地位在当世一度受到热烈追捧,也因其后来奸臣的历史形象而坠入谷底。这导致虽然他曾创作了大量书法作品,流传至今的却不多。尤其是在他沦入“人人喊打”的境地后,其作品或被收藏者悄悄销毁,或被有意识地抹去姓名而以一种张冠李戴的形式流传后世。严嵩现存作品主要有篇幅较长的碑文、卷轴、书札和短小精悍的榜书(又叫署书)两类。

碑文、卷轴多为行书或草书,多为严嵩早年的作品,也代表严嵩早期的书写风格。石碑文有现存湖南永州柳宗元纪念馆的《寻愚溪谒柳子庙》和现存杭州西湖畔的岳飞《满江红》一首,两者在主题上一清逸、一雄壮,在书写风格上也有类似区分,均为严嵩入阁前作品。就以《寻愚溪谒柳子庙》为例,该作品为行书,内容是严嵩本人创作的一首诗:“柳侯祠堂溪水上,溪树荒烟非昔时。世远居民无冉姓,迹奇泉石空愚诗。城春湘岸杂花木,洲晚渔歌清竹枝。才子古来多谪宦,长沙犹痛贾生辞。”落款为“正德戊寅仲冬十四日,翰林国史编修分宜严嵩书”。〔2〕这幅作品创作于明武宗正德十三年(1518)冬月。诗的格调 清逸悠然,书写也蕴藉潇洒,笔势如走龙蛇,非常灵动,颇有大家风度,呈现出一种柔媚之美,体现出元人赵孟頫的影响。现在流传下来的手书《千字文》算得上严嵩较为满意的作品,作品正文部分为严嵩钤山堂读书时完成。题记中记述了严嵩隐居读书时曾得到古代大师的墨迹,并加以效仿,以书写养心,历经风雨寒暑不辍,这幅作品就是那段时光的见证。从题记叙述中可以感受到严嵩对于书法这门艺术的热衷。此外,据笔者在故宫博物院藏品总目中查阅到,该院“明代明人万镗”“明人尺牍册”等栏目下收藏有严嵩的21幅墨迹、书札。其中,严嵩法书《行书自书书卷》落款中提到作于“戊寅年六月廿六日”,即正德十三年(1518),也属于严嵩早期作品。该幅作品笔势如行云流水,轻盈流动,风骨洒落,字体布局左顾右盼,错落有致,显示出他在笔墨上的强大驾驭能力。

榜书主要题写在宫殿、寺观、商号等匾额之上,这类作品只有具有相当地位后才有题写的机会,故而可认为它们代表了严嵩晚期的风格。据曹国庆、张松、王建成等学者分析,严嵩这类作品存留于现在北京城内外各处牌坊上的有“永延帝祚”“孔绥皇祚”“太极先林”“弘佑天民”“先天民境”“北上门”“万邦总宪”“西鹤年堂”“六必居”“展思门”“忠孝”“净明”“至公堂”“翰林院署”等。此外,还有存于天津、曲阜等地的“独乐寺”“圣府”等书迹。这类榜书作品,笔法浑厚丰满,笔势凝重、顿挫有力,结体方正,布局雍容大方、圆熟遒劲、沉着雄浑,颇有大家之风,在笔法、布局乃至用途上都接近于“馆阁体”风格,在审美标准上有着迎合帝王口味的用意。

〔2〕 王建成《严嵩书迹介绍》,《江西文物》1990 年4 月;严嵩著、鄢文龙笺注《严嵩诗集笺注》,广陵书社2016 年版,第83 页。

〔2〕 王建成《严嵩书迹介绍》,《江西文物》1990 年4 月;严嵩著、鄢文龙笺注《严嵩诗集笺注》,广陵书社2016 年版,第83 页。

严嵩的书法除了受元代和明初书法风格的影响之外,可能也与同时代的风格有着密切互动关系。严嵩收藏了不少时人的作品,嘉靖四十四年(1565)严嵩家产被籍没时,共有3000余种古今名画、石刻法帖。据汪珂玉《珊瑚网·分宜严氏书品挂轴目》记载,严嵩在收藏钟繇、王羲之、赵孟頫、褚遂良、俞紫芝、韦庄、钟绍京等人作品的同时,还收藏了当朝沈周、祝枝山、李西涯等人的书迹。《严氏书品册页目》中记载严嵩被抄家时,“石刻法帖共三百五十八……画品亦甚侈,乃墨迹法帖仅此,足征严氏之好尚矣”〔3〕。严嵩非常熟悉并珍视当代名家的作品,他在反复把玩这些作品时,自然也会受到他们风格的影响,在书写时或多或少带有他们的影子。严嵩的故乡江西是明代思想家和家王阳明活动的一个中心区域,王阳明的不少重要思想论断及平南赣之乱、平宁王之乱等均发生于此,王阳明的不少也是江西人。严嵩在《观王阳明书石刻》中写道:“已叹仁言博,兼怜书迹工。”〔4〕可知,严嵩曾反复观摩取法王阳明的书法,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此外,严嵩与当时著名书法家陆深为同年进士,且均为江西人,两者有着40余年交往,时常有诗歌唱和。陆深曾在严嵩的一幅画像中称赞其风采,“龙章凤姿,超遥埃溘之中。正笏垂绅,雍容廊庙之上”。他对严嵩评价颇高:“以予度之,乃当代之名臣也耶!”〔5〕因而严嵩的书法风格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与陆深的相互影响。其书法风格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明代中期书法的精神风貌。

除了书法之外,严嵩在诗歌创作上也有很高的造诣,且两者在意趣和风格上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严嵩的诗歌用词考究,意境优美,有些诗句即使相比盛唐名篇也并不逊色多少,如“永夜山中宿,山泉松涧鸣”〔6〕,“鸟下溪田熟,钟鸣谷寺幽”〔7〕等句就堪称意境深邃,颇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意味。严嵩早年诗中还表达了身病却忧心国事的思想,“病夫默坐忧时事”〔8〕;诗中还表达了静心读书、不求闻达的高洁志向,“世事浮云那足问,此生弃老蠹鱼丛”〔9〕。《渔父》诗中有“溪边云月长相待,世上功名安足论”〔10〕,表达的是一种超越功名的淡泊心态。严嵩在诗中也曾表达对忠臣的向往之情,在《庐陵谒忠节祠》中写道:“人代纲常元未坠,侯邦章典故应崇。”〔11〕祠中祭祀有欧阳修、周必大、胡诠、杨万里、杨邦乂、文天祥、李时勉、刘球等人,均以忠节被人称颂。这类心绪在一首《写真自题》中更是展露无遗,“事可告天惟自信,志期希古不遑宁”〔12〕,化用了关于孔子的一个典故,表达了自己孜孜救世之宏愿。此外,其画像诗中表达“二极中间赋此形,漫劳图史付丹青”〔13〕,似乎化用了文天祥《正气歌》和《过零丁洋》两诗中的名句“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也说明至少他早年也是有着好名高洁之心的,这与其后来的奸臣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时人对于严嵩的这些诗歌评价颇高,连对严嵩颇有微词的明代著名文学家王世贞也承认,“(严)嵩好为诗,清雅有态”〔14〕。明末清初钱谦益更是称赞《钤山堂集》中诗歌“清丽婉弱,不乏风人之致”〔15〕。四库馆臣对严嵩的诗才评价也颇高。也正是严嵩在修辞上精湛的造诣,后来他为皇帝撰写青词时才能游刃有余并最终顺利上位。严嵩的诗歌中有着一种“清雅之态”,其书法中也有着一种“柔媚之美”,在这个意义上,严嵩书法与诗称得上相得益彰。所不同的是,严嵩的书法更加多元,他还能写出雄浑大方风格的书法,在诗歌创作上却以清雅为主,少“沉雄之思”〔16〕。

严嵩不论在诗文还是书法上都有着相当的造诣,其作品也有着较高的文学或艺术水平。尽管严嵩书法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但时人和后人对于其书法的评价却与其和历史地位的升降密切相关。可以说,严嵩也与蔡京等其他负面的历史人物一样,也受到负面历史评价所拖累,导致其书法乃至于诗才、文才遭受负面评价,成就甚至不被承认。

借助历代正史中的负面评价以及京剧等民间戏曲的推波助澜,严嵩的奸臣形象可谓深入人心,以至于早在明末清初时“民间儿童妇人能指其姓名,戟手唾骂”〔17〕。自然严嵩贪墨、打压政敌等行为是事实,但严嵩奸臣形象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历史的过程。早在严嵩还当政时,一些朝臣或道士便通过上疏或进言直指严嵩之“奸”,如嘉靖三十二年(1553),兵部武选司员外郎杨继盛上《请诛贼臣疏》历数严嵩“五奸十大罪”。而蓝道行在协助嘉靖帝扶乩时,明确指称严嵩为“奸臣”。在万历初年,严嵩已经被部分言官视为佞臣,如巡抚江西曹大野受次辅张居正指派首辅高拱,行文中将高拱与秦桧、严嵩相比。万历中后期,言官在大学士李廷机时,称其欺压同僚、柔媚主上,程度如同豺狼和秦桧、严嵩之徒。明末给事中周朝瑞等在兵部尚书张鹤鸣的奏疏中将严嵩明确称为“奸相”。

王世贞的《嘉靖以来首辅传》是严嵩奸臣说的重要文献。《明史·严嵩传》等后世论述多取材于王世贞的这一论述。他指出严嵩父子排斥异己及收受贿赂、上下其手等情况,对于严嵩的行政措施尽量予以否定;对于严嵩的被抄家后郁郁而终的结局,王世贞认为是咎由自取。〔18〕

明末清初人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进一步塑造了严嵩的奸臣形象,指出严嵩刚升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就招权纳贿:“时礼部选译字诸生,嵩至即要货贿,已而苞苴过多更高其价。”〔19〕在因被给事中胡汝霖而受到皇帝斥责后,“嵩惧,益为恭谨以媚上”〔20〕,一个李林甫般的口蜜腹剑、排斥忠良的奸臣形象仿佛跃然纸上。

《明史》作为清代官修史书,其对严嵩的评价代表着清代官方对于严嵩的评价。明史馆臣将严嵩与胡惟庸等人一道列入《奸臣传》。该传翔实罗列了严嵩的排挤政敌、贪污受贿、钳制言论等劣迹,并评价:“惟世宗朝,阉宦敛迹,而严嵩父子济恶,贪无厌”,“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21〕乾隆帝在看了国史馆进呈《王鸿绪》传后,指出“前明严嵩辈之肆奸蠹国、陷害正人,此亦人所共知也”〔22〕。乾隆帝还指出,“前明之严嵩辈盗窃威柄,朋比为奸”〔23〕,“明季严嵩岂非大学士?而其时朝政不纲、窃弄威福,至今称为奸相”〔24〕。至此,严嵩奸臣形象已经盖棺定论。

在历史理论学界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于历史上人物的评价常常映射出当下现实的情境。尽管诸多人将严嵩视为奸臣,但其用意却有着不同,也时时体现出以当下的状况融入和理解过去历史的倾向。概括而来,这一历史形象的构建受到多种因素的交织影响。首先,是个人的恩怨。这之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王世贞。王世贞之父王忬为兵部右侍郎、蓟辽总督,但因为屡次失事,失去了嘉靖帝的信任。嘉靖三十八年(1559),鞑靼大举入侵,在内地逗留五日,这引起皇帝的震怒。严嵩素来不喜欢王忬,严世蕃也与王世贞交恶,就向皇帝揭露其短处,于是王忬被下狱。在此期间,王世贞兄弟曾向包括严嵩父子在内的权贵求情,但王忬仍于次年被处斩。

其次,斗争相互倾轧的手段。严嵩长期秉政,其子严世蕃招权纳贿。严氏父子为保住权位,常常利用嘉靖帝的英察自信的性格特点以激怒皇帝,对他们的言官给予残酷打击。他们利用这种方式先后致死了张经、沈炼、杨继盛等人,被贬官的更是不计其数。为此,言官多对严嵩父子敬而远之,并持有负面态度。徐阶代替严嵩成为内阁首辅后,采取了尊重优遇言官的态度,更进一步凸显了严嵩在士林中的不好名声。此外,严嵩是靠支持大礼议上台,后来历史评价中士人对大礼议被贬诸臣持有同情态度,而对靠支持大礼议上位的人多有非议。

再次,不同地域群体之间的文化差异。实际上,严嵩身上的一些特点,在其他首辅身上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海瑞在《治安疏》中曾表达过严嵩被罢黜、抄家后,朝廷贪贿的风气并没有实质性改变。值得注意的是,王世贞不仅对严嵩评价不高,对严嵩的对手夏言评价也不高,尽管夏言在隆庆帝在位时被平反昭雪,但王世贞不认为夏言有值得同情之处。因而王世贞对于夏言的评价不是基于朴素的敌友关系论,可能有两个地方不同乡邦情谊的意思在。而到了清代后,严嵩的同乡李绂曾经站出来与纂修《明史》诸公争辩,反对将严嵩写入《奸臣传》〔25〕,这进一步说明乡邦情谊在古代士人心目中的分量。

最后,明代作为胜朝或曰前朝,在清代发挥着鉴戒作用。明清鼎革之后,格局和治国理念也产生相应的变化,清代帝王和士人对于明史更加超脱和随意评价。清代君主尤其是前中期君主以乾纲独断为己任,不提倡名臣,更是对排斥异己、钳制言论、怙权干政、擅权玩法、窃弄威福等奸臣行为格外警惕。严嵩被清帝作为奸臣的典型,用以警醒后世子孙对君权旁落的危险要防微杜渐,并告诫天下臣民不可窃弄威权。与之相对应,清代士人则因不须躬身入局,在评价明代历史人物时往往更加直接犀利,与明代正统史家对嘉靖皇帝的回护态度不同,谷应泰直接指斥嘉靖帝为“好杀之君”。清人在评价明代历史时也多有刻薄之论,这些都反映出清人对于前朝的态度。

此外,严嵩的贪污贿赂以及严氏父子长期对于朝政的把持和垄断,也使其长期成为怨府而进一步加剧了奸臣形象的塑造。严嵩刚升任尚书即受贿,后来又敢于收受藩王的贿赂。其子严世蕃更是变本加厉,“世蕃熟谙中外官饶瘠险易,责贿多寡,毫发不能匿”〔26〕,明白掌握朝廷、地方官职油水的多少,方便因人而异、“实事求是”地索贿。以至于严嵩被抄家时,“得银二百五万五千余两,其珍异充斥逾于天府”〔27〕。此外,严嵩长期秉政,担任辅臣二十余年,并且分别以礼部文选郎中万寀、职方郎中方祥为“文、武管家”,其持禄固宠、垄断仕途,不合于自然的人事代谢,也导致审美兴奋减弱,更堵塞别人晋升之路。尤其是严嵩倒台前,严世蕃已经先后任太常寺卿、工部右侍郎、工部左侍郎,升任尚书进而入阁并非遥不可及,这一“父死子继”态势也提升了倒严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严嵩虽然势大,严党虽权倾朝野,但要垄断仕途,与天下士大夫作对,仍是力有所不及。

当我们以当下的立场作为参照观察和认识历史时,可能会在关注度上对另外一些历史侧面有所忽视,并导致一些有形或无形的记忆片段在历史进程中逐渐湮没。严嵩的倒台、被抄家并在历史评价上成为奸臣后,对其书法和文学的负面评价也纷至沓来,甚至于因此殃及池鱼,如明代著名学者湛若水就因为跟严嵩有着密切交往被视为趋炎附势并遭到士林的广泛非议。湛若水在嘉靖三十年(1551)为严嵩《钤山堂集》作序,洋洋洒洒近千言,文中对其文学、道德、功业等不免有推尊太过之处。清代四库馆臣对湛若水这一行为颇为惋惜、遗憾,称之为“盛德之累”“文章之玷”〔28〕,甚至于因此影响到湛若水从祀孔庙地位的确定。明代书法家陆深与严嵩有着密切交往,多有诗歌酬唱,其在仕途上的进步多得严嵩提携帮助,后来一些书法评论、研究者出于为贤者讳的目的,对这段往事或语焉不详,或加以委曲辩护。曾与严嵩有着交往关系的薛蕙等人,出于鄙薄其为人的目的,其本人或后人在出版文集时删除了所有与严嵩相互唱和的诗文和交往的事迹。在这种情况下,严嵩所遭遇到的因人废言、因人废诗、因人废字境况就可想而知了。一方面,严嵩书法成就被忽视,作为明代在任时间最长且书法颇有特色的首辅,其书法却未被作为馆阁体代表列入艺术史研究序列,不仅明代书法史中没有严嵩的地位,一些搜罗广泛的书画作品集也不收录严嵩作品,甚至于一些江西地域书法家群体研究中也不将严嵩列入;另一方面,其作品也大量湮没,如同前述严嵩的诗文的遭遇一般,不少人将家藏的严嵩墨迹销毁或将姓名隐没去掉。

〔5〕 陆深《俨山集》(上)卷三十《严介溪像赞四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三七四,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268— 1288 页。

〔5〕 陆深《俨山集》(上)卷三十《严介溪像赞四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三七四,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268— 1288 页。

如前所述,严嵩书法颇具特色,他的一些作品毫不亚于同时代知名书法家,其早年和晚年的一些作品均堪称明代书法“馆阁气”和“士大夫气”的代表。早年的严嵩是一个在野的知识分子,有着野逸之心,其行草墨迹,以简易妍丽见长,富于变化,蕴含奇情妙理、瑰姿媚态,称得上帖学的佳品。虽称不上开明代中后期书法之先河,却也透露出文人士大夫的闲适追求和审美趣味,反映出特定时代状况下知识群体的精神状态和风格风貌。榜书讲究墨色乌黑、笔画匀称、大小整齐、“结密而无间”

,所以又叫擘窠大字。严嵩的榜书笔墨雍容、安静简穆,并不刻意追求气势,深得榜书“庄雅严重,美于观望”“气韵肃穆,低眉合掌”

的精髓,显示出对朝堂书写风格的娴熟掌握。据学者研究,乾隆帝对学府匾额上严嵩的字颇为不满,一度打算将之换掉,但因朝臣书法均不足超过严嵩的作品,只好作罢。实际上,晚年的严嵩是一个地位尊贵、权势煊赫的内阁首辅,这时他的书法规范性强,符合官方的审美要求,足以列入明代馆阁体的代表作之中。

严嵩在内阁办事、当政的时间不仅超过了当朝辅臣,而且超过了唐朝宰相李林甫的十九年。严嵩的长久在位与嘉靖帝对其信任是分不开的。嘉靖帝曾赐给严嵩一个“忠勤敏达”的银记,后来特准其在西苑乘坐肩舆。被勒令退休之前,严嵩家藏有圣谕两千七百八十七道,皇帝的诰敕及钦赐诗赋并不计算在内,可见圣眷之厚。前人多认为这是严嵩以柔媚之术事君、刻意逢迎得来的。

妥善地处理与皇帝的关系是严嵩长期维持辅臣地位的重要原因。严嵩入阁,是因为他支持嘉靖帝生父献皇帝入庙称宗(嘉靖帝以藩王入继大统,按照之前礼仪是没有资格入太庙称宗的,入庙称宗问题是历时近二十年的大礼议的尾声)。嘉靖十七年(1538),致仕扬州府同知丰坊上疏主张建明堂,加尊嘉靖帝生父庙号称宗。嘉靖帝将这个意见交给礼部研处。作为礼部尚书,在开始的时候,严嵩上《明堂秋享大礼议》《献皇帝称宗大礼议》等疏指出修建明堂“不便”,且不支持献皇帝入庙称宗。在嘉靖帝发怒并御制《明堂或问》表达自己的观点后,严嵩上疏承认“臣等愚昧,始者不能推原圣主崇孝之心,而独守拘儒章句之说”,并恭维皇帝:“皇上至孝至痛之所形见而不能自已者,臣等自非草木,宁不感动?”

他还广引历代典制论述嘉靖帝意见的合理,且周详设计礼仪条文供嘉靖帝裁定施行,借此得到皇帝的青睐。在后来许多政务处理上,严嵩往往不能最终坚持原则,而是以柔道事君、顺从皇帝。但作为内阁首辅,严嵩并非完全迎合上意,也有坚持原则的一面。严嵩进士及第后,急流勇退,回乡读书,从其早年诗歌中可以感受到他的士人本色,甚至不乏“格君心之是非”的愿望。如果严嵩一味媚上,就无法完全解释他的被扳倒并被徐阶取而代之,实际上严嵩倒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在大兴土木上像徐阶那样顺从皇帝。再者,严嵩长期在阁办事,这种权力的稳定状态,改变了嘉靖帝临时差遣的内阁制度设计,本身就是对嘉靖初年的一种否定。史载,嘉靖帝英察自信,严嵩尽管长期担任首辅,但嘉靖帝为防止大权旁落,对于严嵩的意见并非全盘接受,“然帝虽甚亲礼嵩,亦不尽信其言,间一取独断,或故示异同,欲以杀离其势”

。兵部尚书许论就因为过于唯严氏父子马首是瞻而被革职,严嵩虽然“微为之解,亦不能救也”〔33〕。万历初年首辅张居正曾评价嘉靖帝的驾驭之术道:“高皇帝真得圣之威者也,世宗能识其意,是以高卧法宫之中,朝委裘而天下不乱,以太阿不下授也。”〔34〕张居正一度希望万历帝在这方面能够效法乃祖父。朝堂上的纵横捭阖并不等同于阴谋家说,一部史并不简单等同于一部权力斗争史,史也是一部治理史。逢迎与专断并非理解君主与辅臣的关系的唯一角度,严嵩等辅臣的行为并非柔媚二字可以简单概括。国家治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技术,除了阴谋倾轧,朝臣还需要处理诸多现实问题。《尚书·洪范》将治国理政分为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等八个方面。由嘉靖朝一朝的《明实录》提炼而成的《明世宗宝训》,将嘉靖朝大政方针分为敬天、圣孝、厘弊政、正祀典、裁恩泽、重农桑、恤将士等50个条目,涵盖了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等古代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这在严嵩《南宫奏议》中也有所呼应。《南宫奏议》为严嵩应对现实问题所作,三十卷,分为大礼、大仪、大恤、大狩、郊社、官政、夷情等21个条目,反映了严嵩实践的一个重要侧面。嘉靖帝后期不上朝,但并非不理政。嘉靖三十三年(1554)四月癸巳,嘉靖帝对严嵩说:“朕虽废一早朝,此心胜于一坐常念,边方之事用人为重,闻总督苏祐年向衰矣。”

他时刻关注着朝廷内外局势的变化。嘉靖帝扶乩求仙的很多内容都是用人行政、消弭灾患等国事。他经常向辅臣下谕旨征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如三十一年(1552)二月癸丑,嘉靖帝忧心北方边患,曾询问辅臣:“本兵(赵)锦曾面卿否,有何运谋?”

四十年(1561)八月,嘉靖帝面谕大学士严嵩等:“自(杨)博入,朕每虑边务,今秋恐有扰者,其语博早定策以遏之。”〔37〕显然,嘉靖帝并非一个不理朝政、专事修玄的皇帝,他在历史上的真实形象要复杂得多。严嵩在担任辅臣期间的行为做法具有的多面性。严嵩要协调处理财政、边务等大量的经世实务,要协助皇帝维持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正如同嘉靖帝在修玄之外,还需要做大政方针的决断一样。换句话说,严嵩在逢迎支持皇帝的同时,也需要有弥缝之术。例如,嘉靖二十一年(1542)八月己卯,嘉靖帝有鉴于边事,要求兵部、户部并点名严嵩一并提出“备虏要务”,严嵩提出:“今积弊既久,其先在严法令、信赏罚而其要惟在得人。”史载:“上览奏嘉叹曰:‘得人一语尤探本穷源之论,廷臣其亟察文物群僚才名素著者以闻 。”〔38〕此后,嘉靖帝时常就用人行政问题咨询严嵩,严嵩的地位也就日渐水涨船高。

严嵩的一些建议和举措堪称老成谋国之论。嘉靖帝晚年,鉴于多个子嗣年轻去世并囿于道士“二龙不相见”之说,疏远尚在的裕王、景王二子,不立太子。但在古代,储君是国本问题,关系着的稳定。为此,严嵩不顾皇帝不高兴,一再上疏请求立太子。对此,连对严嵩颇有微词的徐学谟都认可了这一言论:“(严)嵩此论……此外臣所不敢言者,嵩以恃上知遇,故为是危言耳。不可以人废言也。”〔39〕严嵩不少奏疏立足于长远眼光,追求“谨严于先事,防杜将来”

。严嵩奏疏《公侯伯等爵及应袭子弟送监读书疏》建议教育贵胄子弟,称得上目光长远。奏疏《议处甘肃夷情》针对边疆部族“在外则侵扰边疆,入贡则要求赉赏、需所取无厌”〔41〕,给边疆郡县人民带来了严重的负担和侵害,切中肯綮地提出对策,深得“存纪纲而节财用”之意。奏疏中还主张“于四夷馆内选令汉人习学蕃语”,一方面可以防止泄露事机、勾结挑拨等弊端,另一方面可以防止外夷轻视中国,称得上有国际眼光。严嵩在处理对外交涉上颇能把握分寸,奏疏《会议日本朝贡事宜疏》提出要严格遵守国朝典制中相关规定,杜绝日本等入贡国的非分之情,防其“伪罔”〔42〕,做到“既不拒其来王之诚,而亦遏其非礼之望矣”〔43〕。只有这样才能使外夷畏服,防止别生事端。此外,严嵩行政也有可圈可点之处,例如他重用胡宗宪顺利平定了东南倭患。赵文华、胡宗宪等在平定倭患后,均向皇帝推尊严嵩定策之功。严嵩多面的人生带来了多面的艺术面貌。就诗文来说,其风格经历了由“清”到“青”的变化。严嵩早年诗文以风格清丽、清婉为人所称道,如明人何良俊称其“秀丽清警,近代名家鲜能出其右者,作文亦典丽雅重”〔44〕,前文中钱谦益、清代四库馆臣等学界权威人士均从这方面给予其充分肯定。随着严嵩地位的日益提高,其诗文风格也发生变化。他在担任礼部尚书后为图上位热衷于撰写献祥瑞文、青词,被重用后主题聚焦于感念皇恩浩荡、圣眷优遇,被罢官后萦绕于心、见诸笔端的是对权力的眷恋、对皇帝的思念,这导致其晚年作品在修辞、格调上都偏离了早年“清”的风格,其患得患失、持禄固宠的心理也与早年闲适洒脱的心态判然有别,似乎沾染上了一些“浊气”。

就书法风格而言,严嵩风格经历了从“清逸”到“雄浑”的变化。从严嵩现存的一些墨迹来看,在其未飞黄腾达之前,其风格以清丽秀美见长,部分作品与元代、明中期大家相比也并不逊色。但随着他的地位的上升,他的书法逐渐透露出一种富贵之气,出现一种对于帝王审美趣味的迎合趋向,因而带有以雄浑见长的馆阁体风格特点。严嵩诗文、书画艺术的成就及其多面性和历史境遇,反映出在评价反面历史人物艺术成就上的一个独特文化现象,实践的失败及行动的被否定导致后来人对其艺术水准的质疑、否定和无视。严嵩这一遭遇并非个案。这也说明,一方面人当善于自处,常自警醒,养正气,行正道,不可置身于不善之地,尽量避免实践的失效和道德上的瑕疵;另一方面在学术研究时则需超越于“字如其人”般简单论述,拼接“碎片”,穿过迷雾,适当区别艺术评价和道德评价,在历史的复杂性中还原艺术作品的本来面目。

作为入值内阁长达二十余年的权臣,从目前流传下来的作品看,严嵩在书法上有较高造诣,其笔法、章法颇有雅趣,反映出明代中期书法的一些风格,在当世乃至后世都受到部分积极评价。在传统评价中,严嵩更多的是以奸臣的形象示人,不仅官方史书将之列入《奸臣传》,而且由于部分戏曲作品的文学塑造,这一形象在民间也家喻户晓。实际上,这一历史形象的产生和流布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着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且受个人恩怨、派系倾轧以及治国理念和形势的时代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也导致在严嵩当政时,其地位的提升增强了其书法在当朝的欢迎度和美誉度,而在其失势及被打上奸臣的标签后,其作品甚至遭遇“因人废言”的境遇。严嵩作为长期屹立不倒的阁臣,对其进行历史评价需要超越传统的历史叙事,并客观分析其多面性,即其行为既有柔道事君、派系倾轧等个力斗争的一面,也有裱糊国事、弥缝谋国等经世治理的一面。同时,在其浮沉中,其书法乃至诗文也呈现出一种复杂的风格面貌。

〔29〕〔30〕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历代书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年版,第855 页。

〔31〕 严嵩《遵照〈御制或问〉献皇帝附庙文皇帝称祖议》,陈子龙编《皇明经世文编》卷二百十九《严嵩南宫奏议》。

〔42〕〔43〕严嵩《会议日本朝贡事宜疏》,陈子龙编《皇明经世文编》卷二百十九《严嵩南宫奏议》。

〔29〕〔30〕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历代书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年版,第855 页。

〔31〕 严嵩《遵照〈御制或问〉献皇帝附庙文皇帝称祖议》,陈子龙编《皇明经世文编》卷二百十九《严嵩南宫奏议》。

〔42〕〔43〕严嵩《会议日本朝贡事宜疏》,陈子龙编《皇明经世文编》卷二百十九《严嵩南宫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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